本篇文章4935字，读完约12分钟
作者简介:邵光亭,知名学者、经学史专家,书法家、画家。长期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教学与传播工作,研究方向涉及中国古典哲学、史学、经学、书法、绘画等,在诸多研究领域皆卓有建树。
许多学者呼吁不要忘本,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,加上各种宣传,激起了社会大众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。20多年过去,我们更应该冷静地想一想,在持续的国学热背后,隐含着怎样的力量。到底什么是国学?什么是国学经典?当下如火如荼的国学教育,其主要内容是什么?
自鸦片战争以来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,国人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,根源全在传统文化、儒家思想。于是,从太平天国起义,到五四运动、解放战争、“文化大革命”,直到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,批判传统文化、否定儒家思想一直是主流思潮。
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,中国社会走出了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,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由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,中国在国际社会必须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,文化交流日益深入,需要树立中国独特的国际形象。中华文化的价值受到世界各民族越来越多的重视,激发了中国人民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。这是催生国学热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人类社会需要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,人们发现,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丰富思想内涵,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精神支柱,对于建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,能够发挥积极的意义。在大变革的当今时代,社会财富极大增加,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日益突出,既面临重大转折,也有多元价值观的碰撞与冲突。。由于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伴生的极端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、功利主义,人们感到困惑和迷茫。为什么社会发展了反而带来诚信缺失?难道经济发展必然导致道德滑坡?当人们回望传统的时候,发现传统文化中重人际关系、重社会和谐、重道德修养、重礼义廉耻、重道德自律、重理想人格、重和而不同等思想,也是当今社会最缺乏、最需要的宝贵资源。
问题是 , 许多人由于环境和自身的限制,对“国学”了解的并不清楚。一种流行的看法,把国学等同于传统文化,甚至等同于儒家文化。这种观点是一种误读,十分片面。一个基本的事实:国学与传统文化不能等量齐观,传统文化的外延显然要比儒家文化宽泛得多。中国传统文化是各民族思想文化、观念形态的总和,而儒家文化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态而已。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,是一种价值取向,是肇始于过去,融透于现在,影响于未来的意识和存在,除儒家文化外,还有其他形态,如道家文化、法家文化、墨家文化、佛教文化、少数民族文化……等等。
“国学”一词最早是专有名词,本义是学校,并不指学术、思想、文化。《礼记》云:“古之教者,家有塾,党有庠,国有学。”《周礼》中也有“乐师掌国学之政”的话。可见,“国学”就是指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。
“国学”作为表征中国传统学问的概念,最早始于清末。邓实的《国学讲习记》一文中指出:“国学者何?一国所有之学也。”胡适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,举凡中国历史上的人物、典籍、制度、语言、风物、民俗都包括其中。从学术角度来看,国学所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,“国学”概念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而言,主要包含学术与思想两个层面的问题。用现代学科的分类方法,包含哲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伦理学、宗教学、礼俗学、考据学、版本学、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等,涵盖了中国传统所有的学问。
国学的逻辑起点是“学分中西”。20世纪初,西学东渐的风气日盛,伴随着“科学、民主”的思潮,西方的强权与侵略,使人感到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威胁。为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命脉,出现了区分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的主张。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顾名思义,“中学”就是中国的“国学”。这就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,“国学”到底是文化资源还是意识形态?关于“国学”的概念之争,需要明确的是,国学的内涵和价值是什么,在当代社会有没有弘扬的必要。如果把国学当作意识形态信仰体系,显然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。
将“国学”的涵义指向“中国传统学术文化”,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解。“传统文化”理论上包括传统的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。刘梦溪先生指出: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“国学”不等于“中华传统文化”,也不等同于儒学、孔学。国学只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从概念上把“国学”理解为“中国传统文化”,是有逻辑错误的。
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。这些文化都属于中国之学。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,五千多年没有断流,就是因为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,相互促进。在各民族文化的共同影响下,中国传统文化才能不断更新,获得持久的生命力。从各种国学教育的主张和实践来看,其所谓的国学,主要是以传统的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,“国学教育”成了“经学教育”。传统儒学主要是汉民族创造的文化形态,把其他民族创造的思想文化排除在国学之外,实际上就是把儒学上升到独尊的地位,不符合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事实。
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主流发展进程大体经历了先秦子学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南北朝隋唐道教与佛学、宋明理学、清代朴学等几个阶段。先秦子学产生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,在急剧变革的时代,“百家争鸣”,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道、法等各派思想,从不同角度、不同立场,提出收拾世道人心的主张。诸子百家各有所重,道家侧重宇宙观、人生观;儒家主张德政治国;墨家提出兼爱、尚贤;法家倾向严刑峻法。各派思想都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形成,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。
以孔子核心的学派及其学术,后世称为“儒家”、“儒学”。在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,儒学不断被改造,虽然冠以“儒家”或“儒学”之名,但在理论基础、思想特点和发挥的作用上,形成不同的统系,有“君统”、“道统”、“学统”等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儒家者流……助人君,顺阴阳,明教化。游文于六经之中,留意于仁义之际。祖述尧舜,宪章文武,宗师仲尼。”这实际上是对后世儒家的概括。天人合一是儒家思想转向经学的理论基础,后又形成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孟的“道统”,对维护君权发挥作用。
两汉经学是为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服务的。汉初以黄老之学为主导的统治思想,主张清静无为、崇尚自然,越来越不能满足汉武帝加强集权的需要,在接受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建议后,表彰六经,置五经博士,而将其他学派博士全部废黜,儒学取得独尊地位,儒学的经学化进程就此开始。中国的学术思想由子学转入经学,儒家思想至此成为统治思想,对其后中国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。而所谓的经学变成专指解释、阐发、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。无论是“微言大义”,还是文字训诂,都没有超出封建统治思想的意识形态范畴。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封建经学,反映的是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与秩序,是帝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。自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后,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为代表的儒家经典逐渐成为国学的全部课程,以文化专制巩固封建专制,导致中国学术思想贫乏、人才匮乏和国力衰弱。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,主要是培养臣民的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和绝对服从的品质。当代把儒家经典定位为国学,不利于我们客观认识传统文化,不利于复兴中国文化。国学教育异变成儒学经典教育,与现代公民教育所倡导的科学、民主、自由的价值理念之间存在冲突。
独尊儒术在学术上造成了很坏的后果,特别是东汉以后谶纬盛行,儒学成了神学;解释五经的章句也日趋烦琐,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言,使经学失去了生命力。经学化、神学化的儒学,逐渐失去维系人心的作用。魏晋时期的国家分裂,大一统的帝国不复存在,以儒学为表征的汉代经学衰落。玄学即“玄远之学”,主要研究对象是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三部经典,称作“三玄”。这种特定的学术思潮亦称“形而上学”,以“祖述老庄”、“儒道兼综”立论。魏晋玄学以道家思想为骨架,研究幽深玄远的问题,试图调和“名教”与“自然”,多方面论证二者的一致性。
南北朝直到隋唐是道教和佛教盛行的时期。很多人容易把道家与道教混淆起来,其实二者有本质不同。道家思想是一种哲学学派,而道教则是一种宗教信仰。道家思想的核心是“道”,认为“道”是宇宙的本源和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,是世界观和方法论。道教是在道家思想理论的基础上,吸收神仙方术、民间鬼神崇拜等观念而形成的中国本土宗教,创立于汉末,最初是以民间结社的形式出现。以长生不老为最高信仰,主张清静无为,得道成仙。经过葛洪、寇谦之、陆修静、陶弘景等人的改造和充实,最终成为官方信奉和支持的宗教。唐朝君主认为,李氏皇族是老子的后代,由于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扶植,更加推动了道教的发展。佛教是外来宗教,其理论基础是因果报应和神不灭论。到了南北朝时期,涅槃学成为佛学的主要潮流,“涅槃佛性”是这一时期佛教理论的中心问题。涅槃的本意是死亡,这里指生死轮回的境界,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。佛教在隋唐时期形成了许多宗派,如天台宗、华严宗、净土宗和禅宗等。特别是禅宗,是高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,对中国文化思想,尤其是知识阶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自此中国文化逐渐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之势,特别是宋元以后,三教“体上会通,用上合流,同归于善”,成为主流。
宋明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学说,以儒家思想为主,同时也吸收了佛教和道教思想,可视为儒道释思想融合的产物,又被称为哲学化的新儒学。理学中同样有不同的学派,著名的有周敦颐的“濂学”,程颢、程颐兄弟的“洛学”,张载的“关学”,朱熹的“闽学”,陆九渊兄弟的“江西之学”,王守仁的“阳明学”等。各派之间既有相同之处,又互相区别,影响最大的是理学的“道学派”,即“程朱理学”和“陆王心学”,以“心”为最高范畴,主张“理一分殊”,主要探讨性理、心理、天理人欲等问题。
到了清代,专制主义达到顶峰,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“文字狱”,制造了全面的学术研究禁区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,清朝乾隆、嘉庆年间兴起了一股以考据为主要治学内容的学术思潮,注重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,故称“朴学”,也被称为“汉学”或“考据学”。清代朴学最大的特点是重汉学、考音韵、识文字、通训诂、精考证,而不注重思想义理的阐发。
“国学”概念是在与西学对立的意义上“依他而起”的,有特定的历史境遇。在《国学概论》一书中,钱穆以思想史的变迁为线索,申明:“学术本无国界,‘国学’一词,前既无承,将来亦恐不立。特为一时代的名词。其范围所及,何者应列国学,何者则否,实亦难别。” “国学”的内涵及范围无法确定,因而概念不能成立。一些学者由价值层面出发,认为“国学”体现的是顽固守旧,不宜提倡。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,实质上都围绕着如何看待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这一基本问题。在国学热盛行的今天,我们应立足当代精神,批判继承前人的观点,首先要对“国学”的认识进行创造性转化,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宽广视野中,重新认识“国学”的合理性。提倡文化不等于全面、机械地恢复传统文化,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改造传统文化。
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思想,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、心性、人生价值、生命意义、生活方式、行为方式、思维方式以及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。儒家追问人性之源,道家探寻宇宙之根,佛教证悟诸法“缘起”。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以人性的善恶为立论基础,道家将“道”视为宇宙之根、天地之始,认为宇宙间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存在,皆由“道”赋予和构成。“天之道,利而不害。圣人之道,为而不争”,因为“无为”自然“无欲”,最终表现为“无争”。在佛教看来,宇宙间一切存在的本性是空,“空”即因果,就是有原因、有条件的存在,彼此相互联系,相互依存。原因是因,条件是缘,宇宙万有“因缘和合”而成,一切存在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原因和条件。这些思维方法,凸显“人”及“人心”的地位和作用,是慰藉我们的心灵之学。
“国学”概念的出现是应为对西学的挑战,是权宜的、暂时的、特殊的产物,是一个庞大芜杂的体系。胡适认为,“国学”是研究“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”的学问,而“整理国故”就像整理旧物一样。无论是先秦诸子学,到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宋明理学……任何一种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的出现,都有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背景,适用于“过去”的时间范围。
百年来,“国学”概念一直饱受争议,沉浮起落,含糊不清。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,我们更希望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引导下,真正构建起全民族扎实的文化自觉与文化主体意识,面向未来,不断扩大开放,提升吸纳借鉴、获取新知的能力,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。
